当前经济复苏，外需强于内需，制造强于消费。消费虽有复苏，但尚未恢复到往期热度。典型如今年的几个小长假，旅游人次创新高，但人均旅游支出较疫情前仍有明显差距。
消费增长，既是短期内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抓手，也是中长期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核心动力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促进消费就成为我们理解很多政策走向的关键切入点。
促消费的约束与破局
近年来，受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提升两大因素驱动，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。
居民收入增长，一方面来自经济增长，即总蛋糕的持续扩大；一方面来自收入分配占比提升，居民部门获得更多的蛋糕份额。如数据显示，2010-2018年，居民部门初次收入分配占比从57.13%提升至61.19%。
消费意愿提升，一方面受居民收入增长影响，另一方面也与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关，相比年轻人，老年人无需为购房和子女教育等储蓄资金，属于净消费人群。2010-2020年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3.26%升至18.7%。
不过，疫情之后，居民收入增速放缓，且全球疫情终结呈现较大不确定性，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滑，消费复苏放缓。在此背景下，多策并举提高居民收入、提升消费意愿，逐步被提上日程。
就居民收入构成来看，可进一步细分为工资收入（包括工资、薪金、临时性劳务所得等）、财产性收入、营业盈余（农户及个体工商户）、转移支付类收入（养老金、社保金、捐赠、赔付金、财产继承、保险受益等）等。其中，工资收入占比约在80%以上，营业盈余占比约为15%，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类收入占比较低。
工资收入主要靠稳就业政策；农户及个体工商户收入，与农业发展、乡村振兴和小微企业扶持等系列政策相关；财产性收入与农地流转、股权激励、股票投资等政策有关；转移支付类收入则要求五险一金的广泛覆盖和足额交付。以上几乎每一项，都涉及到重要的政策变革。
就消费意愿来看，除与收入增长直接相关外，还受居民负债率、收入差距、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影响。
居民负债的大头是房贷，当购房压力高企时，居民收入要么储蓄攒首付，要么攒钱还房贷，消费意愿天然受到压制。于是，通过房住不炒强力控制房价，同时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以降低购房需求，便成为当前住房政策的主线。
收入差距过大，中高端消费过热，基础消费低迷，难以承载消费驱动的双循环格局。为此，推动共同富裕就成为十四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工作。近期《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》发布，明确提出以解决地区差距、城乡差距、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，在浙江省示范推进共同富裕试点。
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居民消费的定心丸，就目前情况来看，除基础医保社保外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愈发引人关注。在此背景下，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被提上日程。
总之，无论是居民收入还是消费意愿，均涉及多方面因素，是个系统工程。而当前很多热点政策，背后都与促进消费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。
房住不炒与房产税试点
高房价压制消费、加大贫富差距，越来越不利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。尤其是城镇化减速叠加人口老龄化加速，住房的刚性需求萎缩，投机性占比越来越高，任由房价涨下去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。
宏观环境的变化，使得此轮房地产调控不同于以往。以前的房地产调控，更多地用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，这一轮“房住不炒”则对应房地产政策拐点，其背后涉及到对消费升级、共同富裕、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宏观命题的呼应。
房地产政策的转向已经明朗，只是很多人困在“买房惯性”中，仍押注房地产为最好的财富增值手段。
大的财富风口离不开时代助力。过去二十年，快速城镇化是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基本面，一方面，城镇化进程创造出大量的刚需购房需求，另一方面，城镇化衍生出大量的基建需求，使得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卖地收入。土地财政推高地价，高地价助长高房价，高房价又创造出大量投资需求，结果便是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七成集中在房地产。
但物极必反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膨胀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反面，负面因素凸显，依靠房价上涨实现财富增值的理念该变一变了。
至于房产税试点，客观上有降房价的作用，但其着力点在于依靠税收调节，缩小贫富差距。
当前，居民部门主要缴纳收入税（工薪所得、劳务所得、稿酬所得、财产租赁所得等），财产税基本为零。但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，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，仅靠工资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已经力有不逮，开征财产税（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）既能调节高收入，也能为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支持，条件正越来越成熟。
不过，由于房产税有降房价的作用，落地过程需和房价走势结合起来，以避免房价出现系统性大跌。同时，由于房产税意在调节收入差距，征收门槛不应太低，就像多数人与个人所得税无缘一样，多数家庭也应无缘于房产税。
财产性收入与共同富裕
近几年，很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工资性收入，“副业”、“斜杠青年”、“睡后收入”等成为网红概念。微观层面看，财产性收入能有效提升个人收入的稳定性；宏观层面看，财产性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抓手。
一般来说，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、分红、租金、资本利得（出售股票、债券或不动产等资本性项目取得的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后的余额）、专利收入等。研究表明，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取决于工资收入，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差距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。
工资收入是以个人劳动参与价值分配，而财产收入则依靠资本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。个人劳动时间有限，且劳动能力会因年龄而退化、因技术进步而过时，存在明显的天花板；而资本可以不眠不休，且充分享受技术进步的助力，理论上具有无限空间。
某种意义上，让工资收入去追赶财产收入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只有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拥有财产性收入，才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，促进公平分配。
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，关键是赋予低收入者拥有财产的权利和机会。
对广大农民群体来讲，重在盘活宅基地和承包耕地的财产权利。如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推动承包经营权转让，让农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；同时，继续推动乡村振兴，发展乡村产业，让农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。
对广大工薪阶层而言，一方面可从日益普遍的员工持股计划中受益，另一方面需培养理财意识，从过度依赖存款和固收理财向增配股权的方向转变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、持续吸引居民储蓄转移，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。
此外，亦可借鉴美国401k退休计划，在基础社保之外另设个人养老账户，通过税费优惠鼓励民众参与，将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，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。
看清方向，顺势而为
以上种种，都任重道远。
经济学家罗斯托在《经济增长的阶段》中，将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分为起飞准备、起飞、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几个阶段。当前我国正处于“走向成熟”与“大众消费时代”的过渡阶段。
起飞阶段重在原始积累和再投资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是必要条件，但这也会导致成功起飞的经济体通常面临贫富分化加剧的难题。此时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经济体难以顺利迈入大众消费时代，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必须进行分配制度改革，以缩小收入差距，激活大众消费。
从这个意义上，推动共同富裕既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诉求，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要求，其必要性和趋势性不容置疑。从这个视角看房住不炒、房产税、财产性收入甚至互联网平台企业反垄断，都不难产生新的体会和认识。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潮流。唯有看清方向、顺势而为，才能与潮流为伍，事半功倍
